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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有为作为一位伟大的改革家，为中国的改革事业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，在中国的改革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。他积极倡导和参与的改革——戊戌变法失败了，甚至惨败。其原因何在，历史上已经有很多解读。近日读得其《我史》一书，大有茅塞顿开之感。综观其记述，我以为除了改革方案是否科学可行等之外，至少还有以下几个外在因素，是导致其失败的重要原因。 利益受害者的反对。改革总是对利益进行调整，重新分配。即便改革的最后结果是多赢的，但是在改革之初或者改革过程中，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受害者与自认为的“受害者”。这些“受害者”往往成为改革的巨大阻力或者破坏力量。他们会消极对待改革，甚至动用一切力量来抵制改革，必要时不惜否定改革和摧毁改革。在戊戌变法中，这是一个极其典型的问题。当年康有为倡导废除八股考试，在今天看来，也许没有什么大不了，但是在当时可是伤筋动骨的大事，也是许多人的切身利益所系。根据他自己所述，在他的主导下，“科试均废八股而改策论矣”。“时八股士骤失业，恨我甚，直隶士人至欲行刺”。甚至有人建议他“养壮士、住深室、简出游以避之”。我相信康先生所述是实。当时，因八股而得以晋升的人，会以为自己的根基被动摇了，会心神不定；以教授八股为生的人则被敲碎了饭碗；假如有为八股考试出复习资料、进行考前辅导的人更会对其恨之入骨。就是那些平时十分痛恨八股的考生，其中个别人，眼看八股被废，也会觉得自己的八股水平足以让其蟾宫折桂，但是现在希望被康破灭了，也自觉与不自觉地将康恨了起来。不仅是八股的既得利益者，就是错误地以为自己是将得利益者也会愤愤不平。于是他康有为就犯了众怒。旧体制、旧机制的得益者、将得益者、自认为会得益者都不会放过作为改革家的他，确也可悲。 改革方案被畸变。一套原本不错的方案，三下两下就被变味，畸形变化得连改革者本人都不认识，大呼出人意料、无法预料，远非其本意。戊戌变法前，康有为早就有一整套改革方案，至少他本人是这么看的。改革伊始，他就向皇帝提出：“请誓群臣以定国是，开制度局以定新制，别开法律局、度支局、学校局、农局、商局、工局、矿务、铁路、邮信、会社、海军、陆军十二局，以行新法，各省设民政局，举行地方自治。”结果如何呢？他自述是：“所云誓群臣、定国是一条，以为诏书两下，国是已定，此条无庸议。所请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一条，乃改为选翰詹科道十二人，轮日召见，备顾问。于是制度局一条了矣。我所请令臣民咸得上书一条，改为职官递本衙门，士民递都察院。我所请开法律局，定为每部派员司，改定律例。夫官员无权无才，无从定之，又非采集万国宪法，与我本意大相反矣。学校局一条，则以大学堂及各省中小学堂已经奉旨另办了之……于是所议，我折似无一语驳者，似无一条不行者，上亦无以难之。虽奉旨允行，而此折又皆成为虚文也。”整个改革方案似乎都实施了，其实都被畸变了，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实施。宏大的改革方案几经转换，顿时化为无形，确也可惜。 既有体制与官僚之作梗。改革总是在既有体制上启动，实际上是在旧体制基础上由旧官僚来推动的。这就为改革的失败埋下了伏笔。综观整个戊戌变法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康有为先生等改革家所做的，主要是写折子的工作。改革的推进主要是靠皇帝认同而发圣旨。所有圣旨的执行都交付给既有的体制与官僚。这些圣旨在实际上执行与否，乃至执行的多少都决定于既有的官僚和官僚体制。既有的官员几乎都是既有体制、制度的获益者，改革无异于断了他们的根基、财路、生计。按照既有轨迹满可预期的前程，顿时变得不可预期了，他们难免会心生惶恐。即使未来对于他们可能更好，他们也会基于习惯和惯性的原因而对改革心生抵触，乃至置之死地而后快。体制不动、官僚不动，梦想依靠既有的体制和官僚而达成改革之目标，实乃妄想。这不能不说是戊戌变法必然失败的宿命，确也可叹。 |
